堆代码讯 皮特·马丁回忆起2024年为自己的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公司Realm融资的场景时，仍有几分感慨。彼时，他以2500万美元的投后估值，筹集到500万美元的种子轮资金，在当时看来，这个估值已算得上“偏高”。但仅仅一年多时间，市场格局已然剧变——如今，AI公司以4000万至4500万美元的投后估值筹集1000万美元种子轮资金，早已成为“常态”。

这种估值的飙升，有着鲜明的领域局限性：唯有AI赛道能享受如此待遇，投资者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已然寥寥无几。早期基金Vermilion的普通合伙人阿什利·史密斯，在最近一届Y Combinator（简称YC）路演日上深刻感受到了这种狂热——现场所有人都在讨论AI初创公司的定价高得离谱。她透露，许多初创公司早早便拿到了六到七位数的客户合同，甚至有一家成立仅八周的公司，就敢以4000万美元的投后估值，索要500万美元投资。

史密斯认为，这一轮估值上涨的影响，早已远超所谓的“YC税”——即投资者仅因初创公司是YC孵化项目，就愿意支付溢价。即便这些公司有早期收入数据作为支撑，投资者给出的定价，依然“领先于实际发展势头数年”。

估值飙升的背后，是资本的疯狂涌入。资金充裕的大型风投公司纷纷提前布局，更早进入投资轮次，刻意推高初创公司的价格和估值，只为押注其未来上市或退出时能获得巨额回报；小型风投公司也对AI赛道趋之若鹜，却常常因大型机构的介入，被过高的价格挤出投资轮次。创始人和风投人士均表示，这也是种子轮交易数量下降但估值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，Carta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。

企业AI应用平台Empromptu的创始人沙妮亚·莱文，将这种狂热归因于Cursor的爆发。这家首批广为人知的AI公司，在2025年初仅用12个月就实现了1亿美元的收入，直接拉高了投资者对AI初创公司发展速度的预期。除了Cursor，Lovable、Bolt、OpenEvidence、ElevenLabs等公司也因发展迅猛备受关注，尽管这些都是个例，却形成了连锁效应，彻底带火了AI赛道的融资氛围。“投资者现在都抱有这种期望，”莱文坦言，“压力之大前所未有，目标不再是成为十亿美元公司，而是五百亿美元公司。”

更快的发展，更高的估值

面对外界对估值过高的质疑，风投们纷纷为其合理性辩护。MaC Ventures的管理普通合伙人马龙·尼科尔斯表示，估值上涨的核心依据，是AI初创公司起步阶段展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。他回忆，2019年自己创立公司时，对初创公司的平均单笔投资额为250万美元，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翻倍至500万美元。“最好的种子阶段公司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阶段公司了。”尼科尔斯解释，AI工具的快速进步，让创始人能比以往更快地开发出最小可行产品，甚至能快速获得大型企业客户——这些企业正急切地寻求AI应用方案。他近期的两笔种子投资，就已产生超过200万美元的收入，不仅有“来自大型企业的付费试点项目”，还有“清晰的全面商业协议前景”，他为这两家公司开出300万至400万美元的支票，同意以25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的投后估值定价，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创始人的背景，也成为影响估值的关键因素。尼科尔斯表示，那些“拥有相关经验”“有良好过往执行记录”的创始人，能大幅降低早期投资风险，自然能获得更高估值。此外，投资者愿意为经过验证的AI人才支付天价溢价，尤其青睐二次创业者，或是有OpenAI等顶尖AI公司从业经历的创始人，这也进一步推高了整个赛道的预期估值。

“目前正在进行一场顶尖研究人才争夺战，我不认为这是好是坏；这只是当前的市场状态。”早期消费者基金Patron的合伙人安柏·阿瑟顿说道。这种人才争夺，也催生了极端案例——前OpenAI高管米拉·穆拉蒂创办的Thinking Machine Labs，以12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20亿美元种子轮融资，刷新了行业认知。

作为二次创业者，莱文对此深有体会。她表示，自己当前初创公司的估值，是上一家公司同期估值的两倍——不仅因为身处AI赛道，更因为其发展势头远超上一家公司同期水平。“我目前手握多个六位数的合同，并且即将签下一个七位数的合同。要进行融资，你必须达到这个水平，”莱文说，“我有个朋友在融类似的一轮，但不是AI领域的，她花了两年时间，才达到我三周就融到金额的一半。”

预种子轮成了新的种子轮

面对种子轮估值的持续飙升，不少风投开始调整策略，将目光转向预种子轮。在Vermilion的史密斯看来，如今的预种子轮初创公司，其实就是多年前种子轮公司的模样——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，尚未产生任何收入。Work-Bench的普通合伙人乔纳森·莱尔，正利用一只1.6亿美元的基金主攻种子轮投资，但他表示，随着AI公司发展速度大幅加快，公司“对进行预种子轮投资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”。在他看来，投资者更早向初创公司注入资金，已成为行业常态，这只是“接触那些有潜力更快扩张并成为品类领导者的公司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阿瑟顿也透露，为了在有前途的早期AI初创公司中分得一杯羹，其公司规模为1亿美元的二期基金，平均投资金额已从一期基金的100万至200万美元，提升至400万至500万美元。“AI极大地提高了对创始人的要求，他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拥有带用户和收入的实际产品，”她说，“投资者必须行动更快，并且更早地评估真实的市场发展势头，因为最优秀的创始人几乎能立刻推出带来用户和收入的产品。”

这一变化，也彻底改变了种子轮风投的逻辑：不再是“支持创意”，而是“支持消费者产品需求的早期证据”；投资决策也从缓慢的尽职调查，转变为对分销、留存和创始人品味等方面的高确信决策。

但有个陷阱

资本的狂热背后，是不断攀升的期望，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风险。阿瑟顿直言，如今一家AI初创公司仅仅构建并推出产品，已经远远不够——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，即便有不错的增长势头，也未必能满足投资者的期待。真正关键的，是创始人能讲述的未来故事：如何比竞争对手执行得更好，如何击败市场上所有对手。风投们押注的，是这些初创公司能成长为价值超500亿美元的持久企业，或是能实现某种形式的盈利退出。

“人们只是想方设法在压力下生存，”莱文感慨道，“否则，你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增长，去真正竞争。”对创始人而言，早期筹集大量资金的好处显而易见——能快速推动公司发展，雇佣昂贵的AI人才；而风投们也清楚，AI时代的人才成本、AI模型运行成本居高不下，初创公司还需与资金充足的竞争对手（有时甚至是市值数十亿美元的SaaS巨头）抗衡，高估值背后，也藏着高成本的现实。

莱文表示，所有人都在试图重现谷歌收购Wiz那样的行业奇迹，但风险也随之翻倍。创始人必须在需要新一轮融资前，将公司发展到能证明早期高估值合理性的水平，而A轮投资者的期望，只会更高、更快、更苛刻。尼科尔斯透露，他和团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评估年轻AI公司，并且对它们提出了新的要求——需在约18个月内实现设定的里程碑。“这种纪律性与支持赢家同样重要，”他说。莱尔也警示，种子轮估值越高，容错空间就越小：“试验的余地更小，转型的容忍度更低，如果进展与所融资金不匹配，就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。”

成功完成A轮融资的马丁，虽然表示自己的公司能轻松达到融资基准，但也向同行发出警告：“你最终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——对新投资者来说估值太高，但又缺乏能证明下一轮融资合理性的发展势头”。从Realm的融资回忆，到Thinking Machine Labs的极端估值，AI初创公司的种子轮融资狂热，既是技术浪潮催生的机遇，也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豪赌。高估值背后，是资本的追捧、人才的争夺，更是创始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与风险——这场狂热能否持续，最终还要看这些AI初创公司，能否真正将高估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