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林决定要回老家了。我们差不多时候来的上海，他自北向南，我自南向北。后来又进的一家公司，他干他热爱的开发，我干我说不上是什么感觉的测试。我和他之所以相熟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做他的项目。他的代码跟人一样，稳重而周到，很有安全感，我经常拍他的肩膀，说你在这就跟我混了。

他比我小一岁，可能是从小干活的缘故，看起来比我大一些，他也摆出一副大哥的样子，回敬道还是你跟我混吧。那时我两的工资差不多，都只有三四千，他还得往家里贴点，而我不时问家里要点。他说我命好，生在城里，有父母可以依靠。我说我不靠命，只想靠自己。我问他为什么来上海，他说受够了苦逼的农村，想当个城里人。他问我好好的城里不呆，来这租个老破小干吗，我说怨我妈给起的名，注定是要干大事的。

再后来我们分道扬镳，又过去了十年。老林一直独身，中间谈过几个姑娘，有老家的，有上海的。老家的想他回去，他不乐意；让姑娘来上海，姑娘不乐意。至于上海的，聊到房子就没了下文，他也知趣，从不纠缠。我是那撮找到上海姑娘的幸运分子，有个栖身之地，勉强算是扎了根。当然家里给的首付也功不可没，毕竟姑娘没要牛奶，面包还是得给吧。

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他在酒楼订了桌，说是好些人，出席的只有我两。他说打了圈电话，要么早已回乡，要么脱不开身。一顿饭下来相对无话，我记得他的稳重，他也记得我的沉默，在这嘈杂的地方，我们安静地像哑巴。之后沿着河边的小道遛弯，他点了一路的烟，透过那片云雾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，要么是烟吐得太浓，要么是酒喝得太多。

路过一道桥，我们倚着石栏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着过往。直到快没话了，老林才说到他要回去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家里放不开，处处都需要他。提及当年吹的牛，他觉得我成了，他没有。我说并不是，他没能当上城里人，而我也没能干成大事，我们其实都一样。临别的时候，他把烟头狠狠丢进河里，看他用力的样子，我想那丢掉的不止是烟头，还有他的希望。我那晚没有抽烟，心里却装满了烟头。

其实我想跟老林说，离开也挺好的，解脱了。但又觉得自己不配，因为他放下了，我还没有。手里拿着屠刀，怎么劝人向佛。梭罗写过一类人，他们总在追求不必要的生活，得到越多，越是贫穷。我可能就是他嘴里的这种家伙，最难忍受的就是现实。有时也会怀疑，下一站是梦中的远方，还是一如即往的苟且？可能我已麻木得分辨不出，只是不自知罢了。

我想过等将来得闲，能当个摄影师。也是因为确实喜欢，兜里只有手机的时候，走到哪都想来几张。但自从前年搞了台微单，竟一下变得谨慎了起来。因为它是专业的，我无法容忍它拍得不好，所以实际很少带着。即便偶尔心血来潮，一拿起相机便觉得心下沉重，犹豫再三还是放下。

我也时常劝慰自己，再过几年就好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几年又几年，远方依旧没有来，来的只有日益寒冷的冬天，还有渐行渐远的理想。新人来，旧人往，知道再走下去也只是苟且。当下于我，像那台价值不菲的微单，鲜亮而沉重。只是心里的相机，却更难放得下。

老林回去之后，推荐给我两部有关“回家”的影片：《小森林》和《入殓师》，一个关于生，一个关于死。他说接受了，也就踏实了。电影用了整整一周才看完。不知人是否真的能够如此，明明微如尘埃，却又那么用力，以生活之轻，担生命之重。

我想我们都是逆流而上的鲑鱼，“终归一死，却还是那么努力”，向死而生，或许便是凡人存在最大的意义。在不得不低头的时候，看到脚下从未认真过的苟且，便是期待已久的远方。